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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波《中国海权策》

外交、海洋经济及海上力量

 
 
 

日志

 
 
关于我
胡波  

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现供职于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海权战略、国际安全及美国外交,曾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观察》、《外交评论》、Th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等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出版过《中国海权策》等多本海权战略专著,其新作《2049年的中国海上权力》近期由中国发展出版社隆重推出。

中国维护海洋利益的“力”与“理”   

2012-08-27 21:50:41|  分类: 中国外交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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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对于中国越来越重要,人们对海洋问题的关注也日趋强烈。专家学者、平民大众等围绕如何维护中国海洋利益纷纷建言献策,国内社会舆论在该问题上逐渐形成两大极端。一是唯武力派。言必称战,主张用拳头说话,认为中国目前海疆危机的集中爆发主要是因为中国过于软弱,过于在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而不使用武力。二是唯法律派。主张中国应尊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精神,在“正确”理解其内涵的基础上合理地划出海洋边界,放弃传统的疆域主张如“九段线”。前者看重的是“力”,后者看重的是“理”,中国在维护海洋利益时究竟是应该以“力”为先,还是应该以“理”服人?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当今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其行为哲学。众所周知,自人类文明以来,直到二战结束,国际社会处于典型“弱肉强食”的达尔文进化论式的竞争状态之下,国家间奉行的是胜者为王的逻辑,奉行的是霍布斯式的国际政治文化。二战结束后,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及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大,国际规范日益受到重视;经济发展及社会福利的重要性上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一大批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国际政治民主化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主权原则首次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战争虽依然无法避免,但也鲜有通过战争剥夺他国主权及生存的。美军即便完全占领了伊拉克,但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无法否认伊拉克的主权属于伊拉克人民,其不可能被美国人代替。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在诸多问题上,国家间奉行的是洛克式的国际政治文化,即尊重国际法及规范,看重国际组织的作用,所谓“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比如各国遵循WTO机制解决彼此间的贸易纠纷就是典型的例子。国际海洋秩序的演进过程同样体现了这种进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一巨大成功,国际海洋秩序第一次通过谈判而非战争手段得到了重新的建构,而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地位日趋重要,已成为当今海洋秩序的核心和基础。

然而,若以此认为国际法是国际政治的全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国际海洋政治的全部,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与国际法演变并行的是以超强海上军力支撑的美国海上霸权的扩张,是各国愈演愈烈的海上军备竞赛。当今世界,主权国家依然是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动因依然是国家利益。在权威的世界大法官(世界政府)缺席的前提下,海洋争端及海洋划界又何曾有过纯粹的国际法律问题?况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就是个妥协的结果,有大量的模糊条款,这就为政治斗争埋下了伏笔。

当前国际海洋政治通行的政治哲学应该是介于霍布斯文化与洛克文化之间,因此力量威慑和法理斗争不可偏废。如果国家决策受到唯武力派舆论的左右,中国将重蹈20世纪前半期的德国和日本的覆辙,民族复兴伟业可能遭受重大挫折;如果国家决策受到唯法律派的影响,任由周边国家蚕食挑衅,中国将很难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甚至将沦落为二流国家。试问,连周边都无法安定的情况下,中国何能被称其为一个大国?

 

唯武力派是危险的,唯法律派是天真的。我们需要的是综合手段:在军事、经济、科技等实力基础上的力量威慑;在外交、国际法基础上的摆事实,讲道理。既要示“力”,也要讲“理”,即在加强综合威慑的同时,也要注重摆事实,讲道理。

综合威慑。传统上的威慑仅限于军事,甚至仅限核领域。而当今国际政治中流行的威慑多是外交、经济等领域的报复威胁,即使是安全上的威慑,也绝非“刺刀见血”这么赤裸和简单。多数情况下,中国所采用的将是软威慑,即通过威胁采用外交、经济等报复手段,而不是动辄对其他国家以武力相威胁。具体什么情况下采用什么性质的威慑,需要根据利益性质和被破坏现状的程度而定,这没有一定的模式可以套用,是非常精细的外交艺术,并不是动辄严重抗议、严正交涉所能取代的。要形成强有力的威慑,至少需要提升以下三大“力”。

一是军事等硬实力。一支报复性力量是有效威慑的基础,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构建是十分重要的。俗话说,“十年陆军,百年海军”。海上力量的建设绝非一日之功,装备上的差距容易弥补,海洋意识、传统、经验等方面的能力的提高则任重道远。在经济及外交实力方面,则需要提高转化能力,即国家实力或资源到实际国际权力地位的转化能力。

二是决策力。一个确实有效的威胁是威慑的第二个条件。确实有效需要仰仗决策者坚定的报复意愿和意志,以及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和形势的把握等。这不仅涉及到决策者的素质,更取决于决策部门的工作效率。中国涉海事务部门众多,利益复杂,如何协调这些部门、机构,形成统一的政策和立场,统筹各类力量和资源齐心协力达成既定目标,就显得格外重要。

三是外交力。外交是传递威慑信息的最主要途径,通常有领导人的谈话、外交代表的发言、外交照会、秘密会晤等方式。一个国家光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强大实力,如果缺乏高超的外交艺术,也不一定能使对手就范。此外,外交本身也是一种报复性力量,比如中断两国军事交流、驱逐外交代表,外交抗议等。外交能力的提升涉及到外交战略规划,政策设计,机制改革及人员素质提升等多方面的重大工程。

摆事实,讲道理。国际法的研究和斗争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加强国际法斗争的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海洋事务越来越掺杂了国际政治的因素,海洋划界和海洋秩序问题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在划界斗争中,我们不仅仅要熟练、灵活利用国际法,为我所用;还要加强外交斗争,争取国际政治支持。

首先,应加大主权宣示力度,明确主权范围。领海基线是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测量的基础。中国还没有完成领海基线的确定工作,目前仅确定了中国大陆的部分基线和西沙群岛领海基线,“为切实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中国应进一步宣布其他所属岛屿的领海基线,以明确确定中国有效管辖权的界限。”

其次,海洋划界涉及各国主权和巨大的经济利益,各国势必在该问题上采取强硬措施,会选择性地引用对自己有利的国际法条款,尽可能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鉴于公众舆论和民族主义对外交的强大影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轻易作出妥协和让步,因而,海洋划界谈判注定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对此我们要心知肚明,要坚持自己的立场,要有耐心,不能急于求成,奢望通过我方的一己之力和妥协让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最后,解释、应用、创新国际海洋法不仅是维护中国海洋利益的需要,也是中国参与国际海洋秩序,作出负责任贡献的需要。作为致力于成为海洋强国的大国,中国应该广泛参与到争端解决、公海管理、岛屿法律地位等国际海洋法的具体构建当中,对《公约》中模糊的地方提出自己的合理解释,并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持;中国还应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海底管理局等国际海洋机制的工作,从人力、物力和智力方面为国际海洋机制的运行提供不可或缺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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