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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波《中国海权策》

外交、海洋经济及海上力量

 
 
 

日志

 
 
关于我
胡波  

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现供职于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海权战略、国际安全及美国外交,曾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观察》、《外交评论》、Th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等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出版过《中国海权策》等多本海权战略专著,其新作《2049年的中国海上权力》近期由中国发展出版社隆重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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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日本投降日】要想维系和平,必须做好万一准备   

2015-08-16 10:09:0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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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日本战败日,日本对中国刀兵相向的历史已经过去了70周年。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本应是时代的主旋律,然而,当前日本的种种表现依旧让人无法放心。

就在昨日,安倍晋三就二战结束70周年发表讲话。一方面承认日本的“侵略”及“殖民统治”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灾难,誓言不再战。另一方面却为日本的暧昧历史观开脱,声称“现在日本国内战后出生的一代已超过了总人口的80%。我们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这番论述实际上是说“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现实不应为历史所困扰,今天的日本人不必为历史上的日本人的罪恶承担责任或义务”。


安倍经济学可能收效甚微,但在历史问题上却道出了多数日本人的心声,反映了当下日本令人堪忧的历史观。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该如何缅怀历史,展望未来,与日本相处?两种思路值得分析。


1、难以推行的对日“新思维”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居,不能不打交道,不可能老死不相往来。在这种意识之下,应当承认,即便是在两国处于战争状态时,中日两国国内都不乏主张两国亲善的言论和做派。针对21世纪初因历史问题而持续恶化的中日关系,中国国内早就有对日“新思维”的主张。


主张对日本实行新思维的主要论点是,战后日本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已是民主国家,大部分民众都对战争不感兴趣,中国不能以老眼光看待日本。


从人文的角度而言,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民主国家和爱好和平的人们并不能改变日本政治的运行和发展轨迹。须知,战后的日本空有民主之形,而无民主之实;大部分民众爱不爱好战争跟战争的爆发与否也没有太强的联系,在日本的政治体制和传统下,他们参与政治的渠道和作用十分有限。须知,日本的右翼和军国主义分子始终就是一小部分人,即便在二战时期,这个观点也是成立的,大部分日本民众不过是被煽动或裹挟进来的牺牲品。

因此,我们承认日本及日本民众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些变化却不能很好的说明“对日新思维为什么是可行的”。况且关系都是双向的或多向互动的,不是某一方的委曲求全或克制就能维持稳定,新思维仅凭中方的一厢情愿是难以行得通的。妥协缓和总是需要气氛,而安倍政府从来没有想制造这种气氛,反而一直在持续毒害中日关系氛围。新思维主张中国在历史问题上适当为日本减压,以换取中日关系的改善。可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中国抓住历史问题不放,而是日本越来越喜欢炒作历史问题,希望靠通过美化修正历史走向政治正常化。


钓鱼岛问题也是如此,对于日本而言,钓鱼岛及东海划界问题是其推动政治正常化和军事正常化的强有力抓手,日本政府通过不断炒作与中国的海洋争端,对其国内进行战略和政策动员。钓鱼岛及东海划界问题攸关主权,以日本通常的弱势政府,根本不可能有魄力做出些许重大让步。而且,钓鱼岛及东海越来越被日本当成是牵制中国崛起,从海上对中国进行围堵的重要工具。中国对日“新思维”如果有,也只能在日本同时有对华新思维的前提下才能奏效。

与这种稍显天真的逻辑有所不同,另一种对日“新思维”的观点主要基于现实主义视角,他们认为,中美是主要矛盾,中日接近“能缓解某些重要方面的对美被动境地,显著增强对美外交杠杆”。既然中美间的战略竞争愈来愈激烈,“世界老二”与“世界老大”间的结构性矛盾已经形成,中国从均势战略的角度出发,也应该拉住日本。


不过,必须认识到日本缺乏独立外交传统,且是美国在亚太的首要盟国,不可设想中国能够通过拉拢日本动摇日美同盟。中日接近即便是真理,也非常难以实践与操作。


【写在日本投降日】要想维系和平,必须做好万一准备 - 胡波 - 胡波《中国海权策》

2、战略对抗与威逼

中日间的矛盾分歧是战略对抗的体现,在日本彻底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之前,日本针对中国的战略滋扰和挑衅不会停止,中国是时候丢掉幻想并严阵以待了


由日本挑起的中日战略对抗是对中国和平崛起,特别是海上权力拓展的重大考验。更重要的是,无论中国想与日本交好还是对抗,中国都需要从战略的高度重视日本因素在中国海权发展及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面对紧张的中日关系,中国需保持平常心,应对日本对华政策及中日关系走向保持警惕,还要立足长远,不随某一两个人而动。


目前日本的政策确实带有很深的“安倍”特色,日本国内虽然对此颇有异议,但分歧主要集中在方式方法和程度上,对于安倍的“强军强国”的总路线还是大致认可的。中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中日关系的整体环境和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质变之前,任何日本政府都不太可能在推动中日和解方面有太大的意愿和建树。无论是对于“安倍”进行时,还是后“安倍”时代,中国对日本的政策都不应抱有过高的期望。

有人认为,中日关系很重要,长期这样冷对抗总归不太好。岛叔倒是以为,“不能为了外交而外交”,外交的目标主要是维护国家利益,而非维持特定的正常邦交关系。如果维持中日正常关系需要中国做重大妥协,牺牲重大利益,那么这种邦交又有什么意义呢?况且,中国也有能力应对中日关系不好带来的负面影响,中日关系不睦会给中国在对美外交、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问题上造成一些麻烦和障碍,但绝非中国完全不能承受。


另外,凡事得辩证来看,中日关系恶化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


对于中国而言,日本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手,个头大小正合适,在与之较量中,既不至于伤筋动骨,也不能很容易就取得上风。中日间的对抗直接刺激了中国的外交、安全及军事等部门加强整合及提升效率的行动,锻炼了队伍、汲取了经验。而这些都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中日近代百余年互动历史是非常深刻的反面教材,越是害怕战争,战争愈是无法避免,李鸿章如此,张学良也是如此。要想真正避免战争,首先得有不惜一战的决心和本钱。准备战争即是为了避免战争,只有做好了准备,才能给对方形成有力威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中国在与日本的交往中更应如此


日本有走极端的传统,一旦走上极端,除非有外力强制推回,否则会坚持到底。


在历史上,中国教训深刻,无论是民国政府还是新中国,都有过类似的失误。对日本总是过于依赖外交手段,希望日本内部发生变化,而忽视强力手段和措施的构建与威慑。要想维系中日间的和平,恰恰应做好万一准备


九一八事变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关东军认为东北军不堪一击,没有做好准备。事实确实如此,在1928年因中东路事件与苏联爆发的战争中,东北军战斗力低下暴露无遗,给了日本很大信心。而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因亲率主力围剿石友三,尚在关内,从军队部署和政治决心两方面,也都没有做好对日战争准备。

为了防止日本可能的再次重大挑衅,中国有必要加强战略预置和战略威慑。在历史问题及海洋争端问题上,有必要给日本政府设定一定的红线,阻止日本政府立场的继续倒退,威慑其借右翼开道,为自己政策铺路。同时,还必须清楚地向日本政府传达清晰的信息,让威慑落到实处,遏制住日本政府的姑息、暧昧,阻断日本走极端的路线。如果日本右翼势力发难或制造事端,即要采取有力措施,让其知难而退。


设想一下,1931年,张学良及其统率下的几十万东北军如能对擅自入侵东北的近两万关东军以坚决有力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从侵略开始就会受到迎头痛击。当然,今天已不是“刺刀见红”的时代,对日威慑的手段也并非仅限于军事,它还应包括经济、外交、法律等在内的各种手段。

中日间的战略竞争态势实际已非常明显,中日力量对比日渐对日本不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越来越主动。因此,只要日本愿意维持和平,不向中国武装挑衅,中国的上上之策应是通过综合政治、外交及军事等手段在内的冷对抗,迫使日本最终回到和平共处的轨道上来


【写在日本投降日】要想维系和平,必须做好万一准备 - 胡波 - 胡波《中国海权策》


投桃报李也要以直报怨


中国对日友好的窗口永远开启,但选择权不只取决于中国一国。国际关系是双向互动的结果,只有两国相向而行,中日关系才可能改善。


在日本没有改弦更张之前,岛叔倾向于战略威逼,即以直报怨;若日本有意真心向善,对日“新思维”也不是不可以成为政策选项。


不过,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应该做好与日本长期斗争较量的准备,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当然也要做好迎接各类转机和日本可能的橄榄枝的准备,但一定要讲原则,决不能为了战略利益,而在侵略历史、钓鱼岛等某些具体问题上过于慷慨大度,以至于贻害无穷。中国仍需要争取中日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不能因此就丢掉自己的原则和重大利益。


当前形势下,日本政府必须在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有所诚意,这也是中日关系重新正常化的基础,中国应坚持在这两大问题上的严正立场。日本是个较真的民族,锱铢必较或许对双方都有好处。

即便是战略威逼,中国也需要保持拥抱和平与合作机会的成熟心态。当今世界的战略对抗更多体现在外交与政治上,军事手段往往是作为后盾和威慑工具发挥作用,而非去直接攻城夺池。随着大国外交关系的复杂化,在不同领域,敌友关系会发生一定错位。中日虽然在政治、军事及外交上是竞争对手,但在经济领域又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中日关系的确很差,但依然维持着基本的外交关系和庞大的人员往来,中日间的和平纽带仍然在强化。对于目前的日本,中国应本着一分为二的辨证思维,应在该斗争的地方斗争,在该合作的地方合作,既要体现原则,又要保持理性。


和解,日本准备好了吗?中国乐见其成的同时,也应枕戈待旦。


文/湖图燕波


注:本文摘编自胡波著《2049年的中国海上权力》,已独家授权海外网刊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在与本岛取得联系授权后,任何媒介转载须注明来自微信号侠客岛xiake_island海外网-侠客岛专栏,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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